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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的發展觀：生生不息

2021-03-22 16:53:41 來源： 南通網

□張厚軍

“生”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吨芤住は缔o大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意即天地的根本德性是生，萬物生生不已，所強調的就是產生、成長、發展之意。正是“生”支配著人類個體和群體，不斷從蒙昧走向文明、從稚弱走向強大。張謇幼居鄉里，飽嘗民間疾苦，深諳“生”之道，其一生都在追求強己、強民、強國之路，為個人、群體、國家的生存發展殫精竭慮、奮斗不已。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哲學發展觀，要生存、要生活、要生長，就要不斷進取、發展。

出身農家的張謇，在父輩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期望中，五歲開始進入私塾開蒙讀書，系統性地接受科舉考試所需要的制藝訓練，也就是八股文的寫作程式，試圖通過科舉途徑步入仕途，從而尋得走上社會中上層的理想出路。及年稍長，讀書小有所成、名氣漸長后，張謇進入幕府擔任幕僚學習處理行政事務，同時利用閑暇繼續攻讀儒家典籍。游幕生涯給了張謇廣泛地接觸社會、了解民生、思考問題的機會，使他對民生疾苦有了深深的感觸。在跟隨吳長慶的八年時間里，張謇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志得以初步顯現，結交眾多朝野名流，參與國事決策，所提出的建議得到不少嘉許，學識與能力都得到鍛煉和提升。在吳長慶病故之后，張謇遭遇官場中的世態炎涼，暫回鄉里；但人生態度依然積極奮發，強烈的“生”的觀念和社會責任感，促使他致力于帶領民眾養蠶種桑、謀減捐稅、增學額定拔貢等造福鄉里、改善民生的活動，為他日后辭官歸隱辦實業鍛煉了才能。張謇回鄉的另一愿望就是繼續參加科舉考試，婉拒了眾多名流的保薦與推舉，希望能以科舉考試的“正途”博取名正言順的社會地位。在經歷多次波折之后，機緣巧合，張謇終獲得大魁天下的殊榮，達到了科舉入仕的巔峰，得以躋身社會上層，實現了多年夢寐以求的愿望。可以說至此他“治國平天下”的光明仕途已經呈現在眼前，但時局的變化，官場的黑暗，使他產生久倦風塵之想，改變了他人生之路的抉擇。恰逢丁憂守制，他回歸鄉里，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放棄了前半生追求的仕途，毅然棄仕從商，開啟了他力促國家穩定統一、實現地方自治發展的另一條道路，以期達到另一種“生”的目標。

推行立憲擁護共和力圖國家生存發展。張謇在金榜題名、高中狀元之后，獲得了更多的、有利于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和舞臺。隨著近代時局的變遷、政府的更替，張謇的政治立場也發生多次變化，主要有融入清流派主戰以抵御外強侵略、力推立憲運動、組建諮議局、發起國會請愿、謀劃清帝遜位、推進南北議和等政治活動。在這一跌宕起伏的過程中，雖然政權在不同的人手中轉移，但都能看出張謇力圖政權穩固、社會穩定、民生和順的理想，以至于后半生從事的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等，都蘊含著一以貫之的“生”的訴求，即“保全中國”，竭盡全力讓國家得以穩定、生存、發展。面對國家被侵略、國土被瓜分之局，張謇所思考的是選擇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才能最適合于把中國保全下來，避免國家陷入政權分崩離析、百姓處于水深火熱的狀態之中。而后來的軍閥混戰、日本侵華等都驗證了他的擔憂。因此，他在《變法平議》中力主改制以維護統治，在《建立共和政體之理由書》中強調“今若南主共和、北張君主，意見不一，領土以分，外人公認保全，我乃自為破壞。生靈涂炭之余，繼以外患瓜分之禍，即在目前”；在《共和統一會意見書》中特別強調如何在共和政體下面實現統一的必要性，力主謀求南北統一、外交統一、軍事力量統一、黨派統一、宣傳統一，提出共和主義不是一族一姓的共和，而是國內漢、滿、蒙、回、藏多民族共同的發展，甚至為國家統一否定各省獨立。在此意義上，干春松教授認為，張謇政治立場的選擇與確定是以追求國家的穩定和統一作為判斷標準的，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是第一位的主題。正是出于這樣的美好理想，張謇在對清廷失望后選擇了放棄清政府并代為擬定遜位詔書；為了國家的前途而轉向了共和，甚至和斷交多年的袁世凱修好，為南北議和奔波呼吁南北雙方摒棄分歧；對共和失望后從經濟競爭入手轉向實業救國、從培養人才入手推行教育救國。他不遺余力地所作出的所有轉變和努力，都是為了實現國家的獨立富強和生存發展。“達則兼濟天下”，這實質上是張謇為國為民所體現出的最高境界的大“生”。

投身實業教育慈善力求民眾生存發展。作為張謇的好友，劉厚生記述了張謇在與其多次談話中提及的：“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边@句話的意思就是一切政治及學問的最低期望是要使大多數的百姓能夠生活在最低水平線上。衛春回教授認為，在張謇看來，讓饑寒的百姓有飯吃，困苦的生活得到改善，是儒者應盡的本分，也是孟子“黎民不饑不寒”思想的精義。而要在當時解決國民饑寒交迫的生存困境，就要尋找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實業發展之路，正如張謇所言：“今之國計民生，以人人能自謀其衣食為先務之急。衣食之謀，在于實業。”正是基于對民生的關懷，對國民生存的憂慮，張謇提出“大農大工大商”的實業觀，致力于形成以“棉鐵主義”為主的民營工商產業結構，并以“大生”命名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紗廠，期望以此實現使民生富裕的目的。在富民的基礎上，“以商界保國界，以商權張國權”，富民為先，以民富促進國富。可見，張謇把“生”的觀念融合進一系列的實踐活動之中，在實業、教育、慈善、鹽墾、水利等方面都充分體現了與民生息、關心民間疾苦，以富民、養民為己任的生存之道。從而主辦或參與創辦了以大生紗廠為中心的105家各類實業公司，興辦了從幼稚園到高等教育的446所各類教育機構，設立了16家各類慈善機構，建起了78處（所）城市設施及地方自治機構。正如胡適所言，張謇“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可見，張謇將所奉行的“生”的理想付諸現實，秉持著“言商仍向儒”的家國情懷，在推進早期現代化的進程中強毅力行，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民生主義”力行者，體現出兼濟蒼生的社會責任擔當。

“窮則變、變則通”“生生不息之謂易”“達則兼濟天下”，是張謇畢生追求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改善民生的精神支柱。習近平總書記一年中兩次點贊張謇，稱贊他是“愛國企業家的典范”“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正是對以張謇為代表的近代以來的企業家們的“生生不息”精神的贊許。他們面對世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堅守傳統文化的精髓，放棄因循的固有道路，選擇跟隨時代潮流，虛心學習外來先進技術和經驗，在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上堅毅前行，創造了為后人仰慕的業績，也為我們當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智慧和動力。

（作者系南通大學張謇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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