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和時間自能開辟出新的河流。在看不見的歷史里,很多東西沉入了運河支流。水退去,時間和土掩上來,它們被長埋在地下。”江蘇籍著名作家徐則臣在《北上》的開篇里寫道。
2014年,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徐則臣重新勘探被時間和土掩埋起來的運河歷史;2018年,他踏遍運河沿岸、歷時四年落筆寫成長篇小說《北上》,為大運河立傳。這部運河史詩斬獲茅盾文學獎等多個獎項,被譽為“大運河的精神圖譜”。今年,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北上》在央視等平臺熱播,掀起了全民對運河文化的熱議。
7月5日,徐則臣攜《北上》作客南通市圖書館,開展“江海交匯處,尋跡‘北上’”主題分享會,講述一條大河的千年滄桑與文學創作的深邃哲思,與讀者共赴一場河流、歷史與城市文明的對話。
河流之上,聽時光滴答作響
在《北上》的扉頁上,徐則臣引用拉美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詩句“過去的時光仍持續在今日的時光內部滴答作響”,暗示了小說歷史與現實雙線交織的敘事結構,也同樣構成他書寫運河動機的一句自白:“我寫運河,是因為它深度參與了我的成長。”
徐則臣出生于江蘇東海的一個鄉村,他記憶中的家鄉水網密集。他家屋后就有一條河,叫后河,整條后河組成了他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背景之一。夏天在河里游泳、摸魚,冬天在結冰的河面上騎車,用河水滋潤過的泥巴捏坦克、手槍……在那個沒有任何娛樂設備的童年時代,徐則臣的一年四季幾乎都與河流為伴。這種生命體驗讓他的文字自帶水汽,他筆下運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蕩漾著兒時的倒影。“對于一個走出村子都很困難的少年來說,是這條河帶著我去到了遠方。”河流帶給他的想象力,成為他最初的寫作源頭,而“到世界去”成了他不可磨滅的文學情結。
徐則臣與大運河的緣分,從他來到大運河重鎮、明清漕運之都淮安求學正式開啟。運河穿城而過,他常在兩岸穿梭。他到捕魚的連家船上做客,跟跑船的師傅和船老大們拉家常,在沿著運河邊的無數次上下游走中,生發出研究運河的濃厚興趣。在他之后二十余年的創作生涯中,這個有著青石板路的花街、石碼頭和鎮水獸的河邊,是他筆耕不輟的文學原鄉,更是他“到世界去”的精神原點。
從與水為伴的童年,到運河之都淮安,再到后來負笈北上,來到位于大運河北端的北京,深造、工作、定居,河流一直流淌在他的生命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道,“河流對我來說很重要”。因此,寫大運河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兒”。
以紙為舟,打撈消失的運河
徐則臣的早期作品《大水》《花街》《最后一個獵人》《刑具制造者》《水邊書》等,運河之水奔流其中。但在這些作品中,運河大都只搭建了一個故事發生的舞臺和背景。隨著寫作的深入,大運河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中愈發明晰與重要,他想將運河從“故事背景”中拉出來,送上舞臺中心,以大運河為主角,書寫“關于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
當決心讓大運河從小說“背景”走向“主角”時,徐則臣第一次發現自己對于運河并不算真正了解。“寫《北上》前,我拿著‘望遠鏡’看運河就夠了”,然而,當運河真正成為敘事中心,他發現自己熟悉的不過是模糊的輪廓,他說,“就像看南通狼山,遠觀能描述山形,真要細寫,必須知道哪塊石頭旁長著什么樹,樹齡幾何,葉子形狀。”
為此,他拿起了“放大鏡”和“顯微鏡”,在四年多的創作歷程中,幾乎一半時間都花在了案頭工作與田野調查上。關于運河的書,他看了六七十本;運河沿岸,從南到北,從北到南,他走了無數趟。他的初稿里曾寫道,1901年翻譯向意大利人介紹“河下古鎮是吳承恩故鄉”,有朋友指出吳承恩著《西游記》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后考證出的結論,1901年世人幾乎不知。他對許多類似的細節進行認真考究,前后刪改數萬字,像在歷史的褶皺里“捉蟲”。他說:“寫運河這樣真實存在的載體,要對每一個字負責。”
他曾按圖索驥,在山東德州尋找一段文獻記載的運河古道,眼前卻只有一排楊樹和一位樹下搖扇納涼的老人。“大爺,河在哪兒?”老人指了指腳下荒草叢生的小路:“這兒就是!我小時候在這兒摸魚捉蝦。”隨手一劃,便是滄海桑田,幾十年間,黃金水道已被時間沒收,淪為無名野徑。一股悲涼感瞬間擊中徐則臣,“運河在歷史中承載了多少南來北往的繁華,但它今天變成了一條路,長滿了荒草”。悲涼之余,用文字為河流立命的責任感愈加強烈,這讓他更加確信自己的決定,他要在小說中將這種憂患意識呈現出來,將消失的運河從時間里打撈出來。
運河之畔,觸摸流動的文明
“如果說長江、黃河是華夏文明的生母,運河則是奶媽。”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徐則臣總愛用這個比喻。在他看來,母親河賦予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人工開鑿的大運河則以后天的滋養,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樣貌。
2500余年前,運河開鑿,馳騁奔流,打破了地理隔絕。橫貫中國東西的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曾如天然屏障將大地分割,而京杭大運河這條南北動脈,像“豐”字中間的那一豎,將割裂的板塊連成整體,“盤活了整個中國”。“隋煬帝開通大運河,絕非為了看瓊花。”徐則臣眼中閃爍著歷史的洞見,“那是為了打通一道道壁壘,讓物資、思想、人才像水流一樣融通。”
運河是水路,更是文路,文化的傳播也同樣依賴運河的舟楫。徐則臣細數運河沿線的文學地圖,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文學名著便誕生于運河沿岸,“明清文學史幾乎就是運河沿線的文學史”。在他看來,運河帶來的不僅是糧食與絲綢,還有造紙術、印刷術的傳播,以及文人墨客的遷徙。
分享會前,第三次來到南通的徐則臣探訪了張謇故居、大生紗廠、大生碼頭,在這座與水分不開關系的江海交匯之城,觸摸到了這座城市與運河更深層的聯結。流經南通的運河雖非主干道,卻以“枝杈”的姿態賦予了這條大動脈更旺盛的生命力。他說:“運河是封建時代的高速公路,南通豐富的內河網絡,就是深入主干道的‘毛細血管’,既從主干吸收營養,又把江海的氣息注入其中,大運河也因為這些支流而生生不息。”
徐則臣不吝贊美南通擁有著“天時地利”的厚土:“一個能孕育張謇這般人物的城市,其精神必有大運河般的包容、開放與堅韌。”在他看來,當代南通人完全有理由延續這份文化自信:“當通達的內陸與開放的江海襟懷相遇,這個四面來風的地方,必定會越來越好。”
“一條河活起來,一段歷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在《北上》結尾時,徐則臣寫下這段文字,為他小說里的大運河故事畫上圓滿句號。而小說之外,大運河的水仍在流,就像文學的筆從未停。徐則臣與《北上》的彼此相望,或許正是為了證明,當作家的筆觸與世界的脈絡同頻共振,那些沉睡的歷史會蘇醒,那些沉默的河流會歌唱。
本報記者 邢知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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